今天台灣民衆講一口流利中國話,很大歸功于光複後的國語運動

2019年09月06日 09:16:00來源:中國台灣網

【兩岸快評第176期】

  殖民地回歸母國後,廣大民衆在精神層面上的變革通常是一個漫長的過程。台灣光複初期,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大刀闊斧,力排衆議,堅決鏟除日本在台灣50年的殖民文化,變日語日文爲中國的語言文字。這些做法對台灣青少年影響深遠,其成效逐漸顯現。今天台灣民衆講一口流利的中國話,熟練使用中文寫作,與陳儀主導推行的“國語運動”、與一批祖國大陸來台的中小學中文教師的開創性工作是分不開的。

  台灣光複初期,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爲改造台胞的精神層面,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“國語運動”。

  台灣省“國語推行委員會”成立

  在抗日戰爭期間,台灣總督府推行皇民化運動,向台灣民衆宣揚日本皇國精神,教唱軍國主義歌曲,強迫各級學校的學生接受日本國民訓練,把中國人醜化成利己主義、蠻不講理,沒有國家觀念、鴉片鬼的形象,抹滅台灣學生的中華祖國觀念。學校廢除漢文課程,學生一律講日語,說台灣話要罰款。至1945年,台灣的日文普及率約70%。皇民化是要毀滅中華的國語、國文與曆史,代之以日語日文,及日本曆史。

  出生于1920年代的台灣年輕人普遍在日本化的正規學校教育環境中長大,長期被灌輸要對天皇和皇國效忠,成年後又被蒙騙要爲“大東亞戰爭”獻身,潛移默化。其中一些人對中華祖國和文化産生疏離感。

 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,再一次打亂了中國現代化建設。日軍在占領區內,實行“三光”政策,殺我同胞,搜刮物資,榨取民衆血汗,強制推行日語教育,要用日本文化取代中華文化,妄圖變中國人爲天皇的奴隸。在抗日的烽火硝煙中,一盤散沙的中國人團結起來,冒著敵人的炮火,築起新的長城,誓不臣倭,發酵成的中國民族主義反對日本,進而指向日本的語言、生活習慣、制度、器物等一切東西。廣大民衆反抗日本文化中的殘暴性、奴役性,甚至全盤否定其中的合理成分。

  1945年10月25日,台灣光複,陳儀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。陳儀將原有的台灣總督府改爲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,其他基本上沿襲舊有的行政架構。

  語言是日常交流的工具,是一個民族的精神載體。作爲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員,所有的人都應該會說“國語”,使用“國文”。陳儀主張在各級學校,普遍教學“國語國文”,及中華曆史。設文史專科學校及訓練團,培養文史教師,希望在幾年內,褪去日本色彩。

  針對皇民化,長官公署以一切中國化爲號召,大力普及“國語”教育。廣大台胞也想學習“國語”。大陸各地的方言發音不一,東北人與福建人講的語音差異較大,浙江人與江蘇人講的語音也不相同。台胞聽到後覺得莫名其妙,不知所從。

  大陸來台的官員,浙江人、福建人、廣東人居多,“國語”並不標准,家鄉口音甚重。台灣民衆難免聽不清、聽不懂。陳儀本人的“國語”就不標准,紹興口音很重。

  光複初期,“國語”教學面臨諸多困難。首先是師資問題,600多萬台胞都要學“國語”,誰來教呢?就學校教育,1000多個“國民”學校,每一個學校要一個“國語”教員,就得1000余人。其次是方法問題,閩南語、客家語是同一個系統的語言,應該有更方便的方法。

  台灣省“國語”推行委員會于1946年4月成立,大陸兩位重要的“國語”推行專家魏建功與何容,擔任“國推會”的主任委員和副主任委員,常務委員有方師铎、李劍南、齊鐵恨、孫培良、王玉川,委員有馬學良、黎錦熙、林紹賢、龔書熾、蕭家霖、徐敘賢、周辨明、張同光、朱兆祥、沈仲章、曾德培、葉桐、嚴學宭、吳守禮、王潔宇、王炬。

  “國推會”是一個主持研究設計並協助國語教育行政的機構,隸屬于教育處。組織分爲調查研究組、編輯審查組、訓練宣傳組、總務組。各組設組長一人,會設秘書一人,由委員兼任。此外有編審、編輯、視導、幹事、辦事員等工作人員。在各縣市設立國語推行所,共19所,每所派推行員3至7人。盡管面臨諸多困難,“國語”教育仍在困難中實施,概況如下:

  1、學校教師的“國語”講習。教育處在台北舉辦“國民學校教員國語講習班”,各縣市自行舉辦的講習班。教育處甄選合格的中等學校教員,在省訓練團受訓,“國語”是主要科目之一。從內地邀台的中小學教員,由“國推會”予以短暫講習。第一批“國語推行員”33人,從92位自福建來台的小學教員中選拔出來。1946年8月,教育處招考“國民學校國語教員”103人,台籍占半數。10月,“國推會”魏建功主委赴北平,邀聘“國語推行員”。同時並邀聘“國民學校國語指導員”60人,分發到各縣市輔導教學工作。

  2、“國語”讀音示範廣播。台灣省教育處在台北廣播電台設置讀音示範節目。第一期1946年3月1日開始,用教育部灌制、趙元任博士發音的“國語”留聲片。第二期從5月1日開始,由“國推會”齊鐵恨每日清晨7時,在電台擔任“國語讀音示範”,播講民衆“國語讀本、國語會話,國民學校國語”、常識、曆史等課本,供學“國語”的人收聽,匡正語音。學校教師現聽現學現教,使廣大的學生也能及時學到“國語”,學習標准的“國音”。教育處編印“國民學校”、中等學校暫用“國語”課本和民衆“國語”讀本。暫用課本廢止後,自6月20日起,改用“國定小學國語常識”課本。

  3、教學方法研討。閩南方言喪失了效用是推行“國語”的一大阻力。因日語和台灣話毫無關系,許多台胞覺得“國語”和台灣話也是毫無關系,只知用學外國語的方法來學“國語”,死記硬背,未能舉一反三。有些教育程度較低的人,一聽到內地來的人說出和台灣話差不多的詞語,以爲他說的是台灣話而不是“國語”。爲此,魏建功發表幾篇論文,題目是“台灣音系還魂說”、“從台灣語學習國語”、“怎樣從台灣話學習國語”。何容撰文“恢複台灣話應有的言語地位”。這種方法經過懷疑和爭辯,取得了社會的承認。

  4、編印“台國”對照學習用書。“國推會”計劃編一套“台國”對照學習用書,包括台省適用注音符號十八課、“國台”音對照字錄、“台國”通用詞彙、“台國”對照詞彙、比較類推法“國語”會話易通。

  5、教材教法。“國推會”于1946年10月,附設“示範國語推行所”一所,由教育部選派來台的“國語”專修科學生擔任傳習,由朱兆祥委員負責指導。下年度計劃分區設立4所,以推廣對照類推的學習方法。爲了實驗“國民學校”適用的“直接教學法”,1946年8月,教育處把原來的省立台北小學校改爲“國推會”附設實驗小學,完全用標准語教學,由從北平來台的有教學經驗的教員,和教育部選派來台的“國語”專修科學生擔任教學。從一年級起,作教法教材的實驗,由王玉川常委負責指導,並編輯教材。

  6、編印“國音”標准參考書。日本人編教的北京話的書錯誤較多,內地來台同胞“國語”各異,台胞感到莫名其妙。推行“國語”的急務是確立“國語”標准。“國推會”收集了政府曆次公布的關于“國音”標准的文件和書籍,彙編成冊,定名爲《國音標准彙編》,由長官公署于1946年5月30日公布,作爲全省推行標准“國語”的依據。第一輯業已編成付印。

  7、注音符號的應用和推廣。教育處編印的“國民學校”和中等學校暫用“國語”課本有了注音表和注音本,民衆“國語”讀本,左注方音,右注“國音”。全省鐵路的站名表、全省公路站名表、民營公司站名表、台北市街巷名稱表,在10月間已由“國推會”標注完畢。除鐵路各站名牌業已加注了注音符號外,其余則一旦更換新牌,到處可以看見注音符號跟漢字攜用。

  在“國語”推行中,人手缺乏,“國推會”成立時才12個人,從重慶、上海、廈門各地區陸續來的,到一個人,便開始一個人的工作。至1946年9月,才總算安定下來。完成了幾種小冊子和一種定期刊物《國語周刊》,其余的只是開了一個頭。

  台胞大都知道“國語”普及的重要性,努力學習“國語”,跟著收音機的每日“國語”教學來自我練習。要學好一種陌生的語言,文字並不容易,學校禁止教師用日語授課,因此學校的教師只能暫時采用本地方言。不過台灣方言不只一種,如教師用閩南語上課,則客家學生聽不懂。

  由于在學習上遇到多種困難,加上不滿大陸一些軍公教人員的低能,1946年4月,台胞學習“國語”的熱情由熱趨冷。大陸來台人員的“國語”各異,台胞莫名其妙。不得已,一些學校的“國語課”正常用“國語”講授,台籍教師解釋可以用閩南語或客家語,以適應過渡時期的需要。一些台籍精英建議,改革常用字及注音符號,供民衆及“國民學校”低年級之用,“國語”閩南語並用

  1946年5月,在台灣省參議會一屆一次大會上,省參議員劉傳來提“擬將台灣語暫並用作教育用語案”,理由:“查本省市民教育水准較內地普及,此次重歸祖國,自應加緊文學歸宗,勵行國化教育;然以國內來台師資爲數不敷,而推行國語運動亦非一載所能普及,鑒于目下各地實情,各級學校以國語教師人數不多,如欲專用國語教授,爲事實上不可能之事,可否在此過渡時期,暫將台灣語參爲教育用語,以免文化水准之退落。”辦法:“(一)最近物理、數學、生理方面師資,似因國語不精,致甄選落名,望確立一定方針;(二)物理、數學、生理方面教員不拘國語,能否多采用本省人。”大會議決,“送請政府參考”。

  台灣省參議員黃純青提案建議“本省人應學習國語,外省人應學習閩南語”。教育處範壽康處長答複,肯定該提案“不無見地”,“國語爲我國之唯一標准語言,叠經中央當局通饬全國普遍推行,務期統一”,“若能不斷推行本國標准語言,普及全省不難指日可期”。“至外省人學習閩南語,固爲溝通語言之雙管齊下措施;但由政府明令實施,于法理上似欠依據,只能在輿論方面加以提倡。”

  強制推行“國語國文”

  長官公署希望台胞不可再習用日語。“從前你們是被日本政府壓迫著不許習用中國的國語和文字,這當然可以同情你們、原諒你們。但如果你們今後老是動筆就用日文,動嘴就講日本話,個人不以爲恥,大家不以爲怪,這便是安于奴性的生活方式,無論如何,是萬萬要不得的。”對台灣人,尤其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,一出生接觸的就是日文,日文和中文不同,想在短時間內學好“國語”十分困難。

  1946年9月14日,長官公署下令中學禁止使用日語。教育處調整各校學習課程,加重“國文”、曆史、地理科目,強行規定每周學習“國語”課時數,要求新生入校先補習一學期語文、史地教育等。舉辦全省“國語”演說競賽,舉辦公務員語文實習班,命令各縣市成立“國語”推行所,將全省鐵路、公路、民營公司站名牌以及台北市街巷名稱,一律換成中文,並加上注音符號,以各種措施普及“國語”。被迫改用日本姓名者一律恢複原有姓名,並禁止民間新建房屋沿用日本式。但是,台灣“國語”教師及課本缺乏,各縣市中小學多由台籍教師教授“國語”。雖有采有“國音”符號者,然發音欠准確,約達三分之二。

  在日據50年裏,廣大台胞受到日本文化的影響,大部分台胞均能使用日語日文,對漢字國語十分生疏。光複初,陳儀暫准報紙、雜志附刊日文版,要求台胞盡快摒棄日語日文,改習漢字“國語”。廣大台胞多番指出該政策操切。

  陳儀飽受日本文化的濡染,娶有日籍妻子,因痛恨日本給中華民族帶來的深重災難,恨不能台胞一夜間洗卻殖民色彩。他斷然表示:“文官任用方面,希望文官考試以日文應試,這一點是辦不到的。文官考試必須用國文。但如果目前因國文程度不好,文不達意,變通辦法,可于卷後附加日文,以免閱卷者誤解其意。……我們推行國文國語,必須剛性的,俾可增加效率。”

  10月,長官公署“以本省光複已屆周年,爲推行國語、國文以及執行國策起見,特將本省各種新聞紙、雜志日文版撒除。公告自本年10月25日起撒除本省境內所有新聞紙、雜志附刊之日文版,並令各縣市政府遵照。”

  陳儀此舉嚴重堵塞了台胞的資訊管道,導致30余萬接受日本中等以上教育的台胞,頓成文盲或半文盲。陳儀表示:“充實公務人員的能力:最要緊的是要公務人員能通曉國文國語。現在台灣的公務人員,本省籍的占四分之三。這四分之三的公務人員,負責任,守紀律,服理從善,辦事認真;而其唯一的缺點是不通國文國語,以致影響工作效率。爲提高工作效率起見,必須使全省公務人員迅速通曉國文國語以充實工作能力。”

  光複初期,新舊法令轉變時期,台胞不谙內地各種法律,要遵照去實行,難免很不習慣,遇到做不好、做不通的事,就發出怨言。中年以下的台胞,大多不谙“國文”,不懂“國語”,和外省同胞感情隔閡,因語言上的阻礙而發生誤解,一時無法補救。

  依照台籍志士謝南光等人的建議,台灣的過渡期應爲10年。陳儀曾表示:“本人到台灣後,擬先著重國語及國文之教授,務期達到使台胞明白了解祖國文化之目的,此項工作艱巨,然以本人在福建推行國語運動之經驗而言,則此種工作在台灣省可望于四年內大部完成。”陳儀原想用4年,來摒棄日語日文,改用漢語漢文。鑒于推行中文遇到的阻力,陳儀采取強制措施,希望立竿見影。

  由于語言上的隔閡,本省人與外省人經常産生誤會。光複初期,台籍醫師的“國語”水平較低,有一天一位軍官受傷來到台灣大學附設醫院求診,一位台籍醫師診療要說“你的病是很輕”,因發音不清楚,誤說爲“你是漢奸”,這位軍官生氣就打醫師,此事後到警察局審判,始知發音的問題,消除誤解,結果無事。

  由于不同的發展道路和切身體驗,兩岸人民對日本文化的感受不一。在中國大陸軍公教人員看來,日本文化毒害人,必欲去之而後快。在台胞看來,50年日本統治,日本文化並非一無是處,亦有合理的成份。何況,要在一年內改用漢語漢文,實在是強人所難。

  徹底鏟除日本殖民文化

  1947年2月,“二二八事件”爆發。隨後,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下令:第一,要交響樂團演奏幾首中國最有價值的歌,介紹給本省各學校,不要再唱日本歌;第二,要體育會盡量將中國式體育姿勢介紹過來;第三,要趕快用中國的曆史、地理、風俗、習慣等作材料,編成故事小說給青少年看;第四,不論機關學校,都以用白話文爲主,應極力避免用文言及深奧的典故;查禁日本歌曲唱片,各機關、鎮公所、各學校懸挂中國地圖。

  多位有過祖國大陸經驗的台籍志士認爲,關鍵在于台灣沒有經曆大陸的新文化運動和八年抗日戰爭。要想使台灣本省人與祖國大陸同胞在感情上和心理上彼此包融,必須改造台灣的文化。他們成立了“台灣新文化運動委員會”,號召台胞認識新時代、新環境,樹立新意識、新生活”,自己是祖國不可缺的一分子。

  經過“二二八事件”的重創,陳儀等人深感,光靠武力,雖可平息“二二八事件”,但根本還在于台灣的徹底中國化,要讓台胞使用漢語漢字,穿中國服飾,讀中國書,吃中國菜,了解祖國悠久的曆史和燦爛的文化,與大陸同胞互相往來。陳儀等人意識到,此舉必須從娃娃抓起,因此,強制中小學生使用“國語國文”,禁止使用日語,甚至連閩南語、客家語都不准使用,加強對中小學學生的中國曆史與地理知識的灌輸,宣傳中華傳統文化。日本衣服、飲食、書籍、建築、禮節等等,都在禁止之列。

  殖民地回歸母國後,廣大民衆在精神層面上的變革通常是一個漫長的過程。陳儀大刀闊斧,力排衆議,堅決鏟除日本在台灣50年的殖民文化,變日語日文爲中國的語言文字。這些做法對台灣青少年影響深遠,其成效逐漸顯現。今天台灣民衆講一口流利的中國話,熟練使用中文寫作,與一批祖國大陸來台的中小學中文教師的開創性工作是分不開的。(作者褚靜濤,爲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)

[責任編輯:李傑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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